在欢迎皇明丞相的侨民代表团中，祖籍福建南安的苑海滨站在前排，他脸上虽然挂着笑容但心里七上八下的，满怀着忧虑和不安。苑海滨的祖父在万历年就出海了，把未成年的儿子留在国内。等苑海滨的父亲成年、娶亲、生子后也来到吕宋，然后又轮到他长大跑海了。经过三代的经营，苑海滨已经成了富商，所以在明末巨变的时候，他能够把南安的家人统统接出来，逃亡马尼拉。
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无论对清廷当初有什么观感，苑海滨始终惦记着回家乡看看。而因为邓名的缘故，福建的禁海令实际上也名存实亡。三年前苑海滨返回了一趟老家，还带回了一笔银钱，想为家乡修一条路，或是建一座桥，或是赞助个私塾——数百年来有点积蓄的侨商总是这样报效家乡，或许以后几百年还会如此。
因为苑海滨是带着钱回去的，所以耿藩委任的南安官吏也满面笑容地出来迎接，代表全体乡亲感谢苑海滨的捐助，还表示要给他的故居挂上一块牌匾。苑海滨闻言大惊失色，急忙阻止道：“万万不可，要是乡亲们都知道小老儿给家乡捐银子了，那将来就可能传到海外去，要是被红夷知道小老儿这么有钱，那全家就要遭殃了。”
根据几百年来的经验，福建的侨商都明白，捐助家乡一定要低调、再低调，因为土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对华人都满怀嫉妒和痛恨，他们嫉妒华人的财富，也因为离不开华人而痛恨。华人使得马尼拉和巴达维亚更加繁荣，周期性地掠夺华人正是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一贯政策，因为这样可以让华人挣扎在贫困线上，迫使华人去更努力地经营、繁荣当地的经济，积蓄财富，等待下一次的收割。
如果被马尼拉或是巴达维亚知道苑海滨居然有钱捐助家乡了，那他肯定要倒大霉了。而苑海滨也很清楚，家乡的官府是帮不了他的。自古以来，官府从来就没帮助过侨民，如果侨民不能自己设法逃回来，那官府也振振有词，侨民曾经被怀疑过是方国珍的余党，曾经被认为是背离仁慈君父的逆子；估计现在官府也会在冷眼旁观之余，把侨民说成是大明的同情者，或是对大清君父没有尽到赤子义务的弃民，被红夷和土人屠杀也是活该。
“我知道，不管我遭遇什么危难，你们都不会帮助我，我没有指望你们，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在苑海滨拒绝福清官府的牌匾时，他就在心里暗暗想着：“华侨在海外遭到屠杀，万历皇帝最后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当初信了皇上的人遭到了更残酷的杀害——好像只有国姓爷一个人，只有他真的说到做到，因为红夷杀害台湾的福建人而出兵和红夷开战，把台湾的红夷赶走了。不过国姓爷已经去世了，国姓爷已经不在了。”
今天站在队伍前等待皇明丞相讲话时，苑海滨又一次暗暗庆幸自己当初明智地没有接受耿藩的匾额，这说不定又是一桩罪名，会被明军当做敌人拿下。想到这里的时候，苑海滨还是有些心虚，看到邓名在卫士的簇拥下向他们走过来时，苑海滨感到脊梁骨开始发凉，生怕对方一开口就点破了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家乡修桥铺路的往事，然后喝令左右把自己拿下问罪。
“皇明的官府，从来就是一个极不负责的官府。”邓名开始了他的发言：“无论是对海外的侨民，还是对国内的子民；官府对内极力搜刮民脂民膏，对外责备侨民对朝廷不够赤胆忠心。无论是子民需要官府赈济或是侨民需要官府保护时，官府都会变得非常悭吝——如果皇明的官府不是这样冷血、残忍，中国也不会有这场大乱。皇明就是亡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可叹无数百姓因为官府的缘故而遭到大难。”
在场的侨民听众都鸦雀无声。苑海滨回忆了一下，没错，前面站着的是皇明的丞相，也是十几年来明军最著名的统帅。
“以前皇明的官府既卑鄙又怯懦，当百姓因为苛捐杂税而求生无路时，在内地只有逃荒，在沿海只能背井离乡出海冒险。官府从来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竭力阻挠百姓逃荒或是出海。当流民开始反抗后，官府更会横加指责，说哪怕是官员做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妥，流民也应该呆在家里饿死，而不是逃荒——为了要自己活下去，就要吃甚至抢劫其他百姓的粮食，这实在太可恶了，所以官府可以不赈济、可以不免税，但流民若是敢不自行在家而是而是选择逃荒，就要都杀光，而且杀得理直气壮。若是沿海的百姓活不下去跑海，被土人杀了，官府也拍手叫好，谁叫你们不老老实实在国内纳皇粮服徭役？死了也是报应。”
满场寂静无声，邓名深吸了一口气：“皇明以往的做法是错的，而帝国决心改正。帝国四川书院的陈祭酒曾经声明，对吃不上饭的人讲道德是最大的不道德。因为我们是人，人心是肉长的而不是铁石，所以饥饿会让我们痛苦，看到儿女活活饿死更会让我们痛不欲生。为了让儿女能够活下去，我们会去杀人放火，我们宁可剥夺别人的生命，也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这也是帝国未来施政秉承的理念，我们绝不让百姓承担将会导致他们挨饿，让他们子女倒毙的赋税，帝国政府也会竭力保障百姓基本的福利。”
前世邓名看过一本名叫《美学》的书，该书的作者和陈佐才的思路有相近之处，作者认为当人被压迫到濒临死境时，那一切为了生存而采用的行为都是道德的。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强调个人权力的右派哲学，推导出的结论是，为了避免这种民众自行谋生的动荡，政府必须要重视福利的左派，否则不道德的不是民众而是政府；而强调集体主义的左派哲学认为，个人利益无论何时都应该位于集体利益之下。这种极端思维出现后，国家就有充足的理由漠视福利，并指责每一个不肯放弃个人利益的人是不懂得维护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从左派哲学推导出了极右的国家政策。
“帝国有意把吕宋纳入版图，不过不是委任流官，而是用一种类似商行契约的模式来和本地的华人做交易。”邓名耐心地对在场的代表解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