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逐渐明白，烟、酒、娼妇都是转移和排遣对人间恐惧的绝好手段，纵使只能一时转移和排遣。而为了寻求这种手段，即使倾尽所有家当我也会不顾不惜。
对我来说，娼妇既不是女人，也不算人类，感觉倒像是白痴或是狂人，躺在她们怀中，我反而觉得无比安心，倒头便能进入沉沉的黑甜乡。事实上，她们的欲望少得可悲，近乎无欲，也许从我身上感受到一种或许是同类的亲近感，娼妇们总是向我展示出不加虚饰的极其自然的善意——没有任何算计的善意，没有任何强迫的善意，对一个兴许下次再也不会光顾的客人的善意。有几个夜晚，我甚至从这些犹如白痴或狂人的娼妇身上，真真切切看到了圣母马利亚的光晕。
然而，在我为了逃避对人间的恐惧而寻求幽沉的一夜晏眠，前往妓院与“同类”的娼妇们狎玩之时，不知什么时候起一种不祥的氛围无意识中萦绕在我周遭，完全出乎我意料，可说是如影随形的“附赠品”，而且这“附赠品”越来越鲜明地浮出于表面，当堀木一语道破时，我自己也不禁愕然，接下来便心生厌烦了。以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套用句低俗的说法，我是在娼妇身上修炼自己男女之道的本领，近来更是精进神速。都说这种修炼唯借由娼妇才来得最严苛，并且最有效果，我已然发散出猎艳老手的气息，女人们（不仅限于娼妇）凭借本能嗅到这种气息，从而主动投怀送抱。我得到的“附赠品”就是这样一种卑猥而又不光彩的讨厌气息，并且它变得十分显眼，盖过了我原本只想放松休逸的初衷。
堀木这样说，可能一半是出于恭维我的意思，然而我倒觉得是巧发奇中，因此心情甚是怫悒郁闷。举例来说，曾经有位咖啡馆的女孩给我写过幼稚的情书；樱木町的邻居将军家二十来岁的女儿每天早上在我上学时，明明没事情，却化着淡妆从自家门口进进出出；在餐馆吃牛肉饭，我没张口说一句话，店里的女服务员却……；我常去买烟的那家烟纸店老板的女儿，在递给我的香烟内竟然夹着……；去看歌舞伎时，邻座的女人……；深夜的电车上，我喝醉了正呼呼大睡……；老家亲戚的女儿莫名其妙地寄来一封情痴意绵的信……；还有，不知道哪个女孩，趁我不在家的时候送来一个亲手缝制的人偶……由于我生性极度消极，每件事情最后都不曾有下文，唯剩几个片断，没有进一步往下发展。看来我身上发散着某种令女人梦云襟期的气息，这不是炫耀，也不是捕风捉影的玩笑话，而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经堀木这样的人一语道破，我感到近乎屈辱的痛苦，并且就此对寻花问柳之事感到兴味索然了。
某天，堀木在爱慕虚荣的新潮思想驱使下（这事发生在堀木身上，除此我至今也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理由），带我参加了一个共产主义读书会（好像叫R·S，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的秘密集会。或许就堀木这样的人而言，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也是东京的游玩项目之一。我被介绍给所谓的“同志”，买了一本小册子，然后听一名坐在上座、面貌奇丑的青年讲解了一通马克思的经济学。其实对我来说，他所讲解的内容我好像比他更加明白，理论上没错，但是人类的内心却有着更加复杂难懂、令人骇愕的东西，说是欲，稍嫌浮浅，说是虚荣，也不够准确，即使将色与欲两者并提仍然不足以贴切地将它表述出来。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是懵懵懂懂的，但我总觉得人类世界的深层不光是经济，还有像是鬼怪故事般的奇思异行，而向来对鬼怪恐惧不已的我，对于所谓的唯物论自然持肯定态度，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天经地义，但依旧无法借此使我摆脱对人类的恐惧，面对充满生机的新绿我还是无法欣然惬望，感受希望的喜悦。尽管如此，我还是一次也不落坚持参加R·S的集会。那些“同志”仿佛从事某件神圣的大事般，神情凝重，沉醉于几乎仅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初级算术般的理论研究，看起来实在滑稽可笑。我借着自己搞笑戏谑的本事，尽力使集会变得轻松些，大概由于这个缘故，研究会沉闷的氛围渐渐一扫而光，我也成为其中极受欢迎、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思想单纯的人，可能以为我也像他们一样，是个单纯、乐天而又滑稽有趣的“同志”。假使真是如此，那我便成功地将他们彻彻底底蒙骗住了。我不是他们的同志，但每次集会我还是积极到场，为众人献上戏谑服务。
因为我喜欢。我喜欢这群人，但未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促成的这种亲近感。
非法。我暗自享受着这种感觉——不如说，它令我心情欣愉。世上合法的事物反而可怕（它给人有一种强势莫测的预感），其神机奇谲巧作、复杂难解，与其坐在没有窗户的冰冷彻骨的屋子里，我宁愿纵身跃入窗外非法的汪洋，一直游到精疲力竭而死，那样更能够令我感觉舒畅。
有句话叫“隐遁避世”，指的是那些见不得光，只好躲避别人耳目隐居于市井的凄凉的失意者、悖德者。我觉得自己打从出生起就是一个注定见不得光的人，假如遇到被人指为这样的人的同类，我必定会变得柔肠慈心，连我自己都会陶醉于我那菩萨般的温柔心肠。
还有一个词叫“犯罪意识”，尽管我在人世饱受这种意识的折磨，但它就像我的糟糠之妻，是我一生的良伴，我与它顾影对怜，一同寂寞地玩乐嬉戏，或许这也算是我的一种生存状态。此外，俗话说“腿上有伤怕人知，心中有鬼怕门叫”，我从小一条腿便落下这伤，长大后非但没有痊愈，而且越蚀越深，直达筋骨，夜夜承受的痛苦宛如置身于千汇万状的地狱之中，然而这伤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伤口的痛楚也就是伤口所寓寄的感情，就像充满了爱意的情人的低语（这种比喻或许有些古怪吧）。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地下组织中的氛围让我感觉莫名安心和惬意，换句话说，较之运动的本身目的，倒是那种氛围反而与我更加投契。堀木则像是矮子看场图热闹似的，参加一次集会将我做过介绍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他和我开了句并不好笑的玩笑，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还必须着重考察消费，因而一个劲地邀我去进行所谓的消费考察。如今回想起来，当时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尽有，既有堀木那样出于新潮的虚荣心而以此自居的，也有像我这样，仅仅是因为喜欢那种非法的气息才置身其中的。倘使我们的本来面目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识破，想必堀木和我都会遭到烈火轰雷般的批斗，随即被当作卑劣的叛徒逐出门外。但堀木和我都没有遭受除名的处分，尤其是我，置身于那非法的世界，却较置身于合法的绅士的世界中还要气定神闲、游刃有余，故而被视为大有前途的“同志”，被委派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秘密工作。事实上，我对这类任务从不推辞，从容地照单接受，也不曾因为举止不够自然而引起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盘查，每次都笑着或逗着人发笑而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他们口中的危险任务。那些地下活动者总是如临大敌般紧张，极度戒备，有时甚至蹩脚地仿效侦探小说中的桥段。交付给我的任务其实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儿科事情，可他们却夸大其词竭力渲染如何如何危险。我当时的想法是，即使成为一名党员而锒铛入狱，在牢城里终老一生，也毫不在意，因为我觉得与其咀嚼着人世间真实生活的恐惧，夜夜痛苦呻吟在不眠的地狱，铁窗内的生活或许来得更加自在吧。